2020年 第106期 总第533期往期专题

“百香果女孩”遇害案: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这几天最令人愤怒的事情,莫过于“百香果女童案”。一个10岁的农村孩子,父亲见义勇为牺牲,自己卖百香果为家里赚钱,结果却被一个禽兽残忍刺瞎双眼、强奸虐杀、抛尸水塘。近日,广西高院二审,撤销一审关于杨光毅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杨光毅限制减刑。

案件简述

  2018年10月4日中午,杨某燕返家途中被同村29岁男子杨某施暴(企图强奸),被杨某因其反抗而用手掐脖致昏迷,随后被装入蛇皮口袋带入某山岭。杨某燕醒后被杨某用刀刺伤双眼及颈部,杨某随后对其进行奸淫,拿走其32元钱,并将其装入蛇皮袋,通过滚、搬等方式带下山岭,至一水坑中浸泡,后将其抛弃在一处山坡。经鉴定,杨某燕的死因系由于被他人强暴伤害过程中,血液直接流入气管、支气管窒息而死亡。

  2019年7月12日,一审法院判处杨某犯强奸罪,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责令退赔32元给杨某燕的母亲陈礼言。此后杨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二审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杨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杨某限制减刑。二审法院认为,杨某父亲规劝陪同杨某到公安机关投案,投案后如实供诉犯罪事实,属自首,杨某的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法对杨某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并限制减刑。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

案件进展


案件分析

  罪行极其严重同时具有自首等情节如何适用死刑
 
  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往往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因此正确裁量刑罚、准确适用死刑,必然要求对案件事实全面审查、查明。在这里,既要关注案件发生的基础事实(包括时间、地点、行为、后果等核心要素),也要关注犯罪发生的前因后果、背景因素等边际事实。
 
  从实际看,作为死刑适用依据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犯罪人主观恶性极大”、“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大”等指标,其确定也是对案件全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结果。如果不能全面考量案情,仅仅注意某一方面,就容易导致机械司法,带来案件处理上的“忽高忽低”。
 
  比如,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同时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同样需要查清全部案情,综合考虑各种情节,予以审慎判断:
 
  1.对于那些出于真诚悔罪而自首、立功的,如果犯罪情节、后果不是极其严重,比如不是以残忍的手段杀死多人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例如《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0集)刊登的闫新华故意杀人、盗窃案:被告人闫新华采用钻窗入室等方法,先后四次窃得他人钱物共计人民币8千余元,被查获归案后主动交待了其以前实施的一起杀人碎尸犯罪、一起故意杀人未遂犯罪、三起盗窃犯罪。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因涉嫌犯盗窃罪被羁押期间,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两起故意杀人犯罪事实并指认抛尸现场,系自首,其所犯部分故意杀人罪系未遂,故对被告人所犯故意杀人罪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据此改判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如果犯罪情节、后果极其严重,比如以残忍的手段杀害多人,除自首、立功情节外没有其他特别从轻情节的,一般不得因为具有个别的自首、立功情节而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例如闫某故意杀人案:闫某因琐事迁怒他人,持刀闯入3个邻居家中接连杀死8人,扎伤1人(重伤),后拨打110自首。该案被告人虽有自首情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自首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3.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不是出于悔罪,而是被迫无奈或者逃避严惩等原因而自首,又没有其他从轻情节的,在决定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特别严格。
 
  例如何某杀人案:被告人何某与邻居蔡某素有冤仇,决意杀其一家三口,在将其一家三口砍倒后,即打电话到公安局,说自己杀人了,现在就去投案自首。但准备出门时,看到蔡某父子还在动,又回头朝二人分别捅刺数刀,确认三人死全部亡后再去公安局投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多人,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尽管被告人有投案自首情节,也不予从轻,故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4.具有以下酌定从轻情节,又没有其他法定、酌定从重情节的,一般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具体包括:间接故意杀人的;基于义愤、大义灭亲或不堪忍受被害人虐待、迫害而杀人的;事先无预谋,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罪前一直表现良好,犯罪后具有积极救助被害人、如实交代罪行等明显悔改表现的;被告人的行为虽然与被害人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有救治不当等其他因素介入而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虽不属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但存在较为严重精神障碍或者智力障碍的;虽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犯罪动机、手段、情节等一般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各共同犯罪人作用、地位相当,罪责比较分散的;等等。
 
  任何刑事案件,几乎都包涵多个影响量刑的因素,比如案件性质、犯罪起因、犯罪动机、预谋情况、犯罪手段、实施场所、犯罪对象、犯罪后果、前科劣迹、认罪悔罪、调解赔偿、社会影响等,这些量刑因素往往涉及到罪前、罪中、罪后情节及案外的关联情节等,需要综合裁量。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宽严相济意见》)也明确地指出:“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比如,对杀人未遂的,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如果造成众多被害人重伤并引起社会强烈震撼的,如在学校、剧院、商场、列车等公共场所大肆疯狂滥杀无辜,尽管没有致人死亡,但造成多人重伤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也可以考虑适用死刑。
 
  杨光毅的自首是否足以“自救”
 
  反观杨光毅案,这无疑是一起极其恶劣的残害女童且强奸致死案,正如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杨某奸淫幼女,致人死亡,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大,依法应从严惩处。杨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根据杨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应该说,这样的判决做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然而,二审法院“唯根据杨某有自首情节等案件具体情况”,认为原判量刑不当,依法予以改判。但对于本案自首情节是否从轻或者减轻,一审判决已经做了充分的解释说明。即自首依法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本案杨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情况,不适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审只有否定了一审的这些理由,才可以做出改判。所以,作为一起死刑案件,从网上流传的二审判决书的部分截图来看,二审这种一笔带过的改判理由不仅显得苍白无力,也不符合现代裁判文书要求说理充分的表现风格。否则,那些“吹毛求疵”式的改判只会有损司法权威。
 
  舆论对二审结果激愤不已,并不是源于杀人偿命、血债血偿的原始正义,而是基于对“罪罚相当”这一法治原则的基本理解。案发至今,人们同情杨晓燕及其家庭承受的厄运,媒体将她称为“百香果女孩”,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二审改判打破了伸张正义的期待。
 
  二审改判带来的舆论影响,除了指向“死缓”这个结果的深切不忿,还在于它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担忧。那就是,在对待恶性的强奸致受害女性死亡的案件,乃至于对待所有的强奸案件,司法到底有多少诚意用严打的立场去对待、去处理。杨光毅暂时拿到了免死金牌,印证了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近日江苏就发生了一起类似惨案,南京一位9岁小女孩被奸污后杀死抛尸深山。而据媒体报道,嫌疑人单某曾两次犯罪入狱。第一次故意强奸杀害一名六岁半的女孩,被判十年。但有邻居称其通过花钱私了4、5年后就出来了。第二次是2014年8月,也是强奸罪,只判了2年7个月。
 
  这两次的判决有无问题,现在还缺乏足够的信息做判断,但最新的进展是触目惊心的,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单某出来后,又残害了一名无辜女孩。人们难免会联想,残杀“百香果女孩”的广西男子如果将来有机会出狱,会不会再次引发悲剧?对这类残暴罪行该如何判处,才能减少对社会的危害,才最符合正义?人们希望看见司法对遏制特定类型的强奸犯罪,持有更严肃、更有力的态度。

专家解读

  核心问题:“手段特别残忍”如何认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教授提出:
 
  1.“手段残忍”的法理内涵:对善良风俗和人类恻隐心的挑战
 
  同样的死亡后果,为何在杀人手段残忍时考虑从重处罚?本文认为,以特别残忍手段杀人,与以一般的、非残忍手段(如下毒、开枪)杀人相比,在同样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之外,又多出了对于善良风俗和底线伦理的严重侵犯,以及对于作为“仁之端”的人类恻隐心的极端挑战。
 
  手段残忍侧重的不是对法益侵害程度和后果的判断(法益侵害说),而是着眼于对一种善良风尚和伦理观念的违反(规范违反说);手段残忍并不必然造成更大的危害后果(结果无价值),但是却足以反映出与一般的杀人手段相比,该手段本身的反伦理、反道德性更加严重(行为无价值)。这就是立法者在故意伤害罪中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者提升法定刑,同时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老年人亦不免死的原因。
 
  2.“手段残忍”的判断基准:社会一般观念
 
  如何判断手段是否特别残忍?既然手段的残忍性是对善良风俗的侵害,而善良风俗又来自于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那么手段是否“残忍”,就必须基于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站在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加以判断。这就涉及到“手段残忍”的规范性特征。在构成要件要素种类上,有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分。前者主要由记述或者描述性概念所表达,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这些要素的判断,只需要一般的认识活动与基本的对比判断就可以得出结论;后者则是由价值关系的概念或评价概念所表达,法官对此必须“以特定的违法性为导向,以某种规范为前提理解构成要件要素和评价案件事实”。《刑法》234条故意伤害罪重伤条款和第49条老年人免死条款中的“特别残忍手段”,就是这样一种规范要素。它与第237条中的“猥亵”、第363条中的“淫秽物品”一样,必须“由法官通过补充价值的判断途径才可以予以确定”。这里所谓的“补充价值的判断途径”,不是由法官根据自己个人的价值观进行补充,而是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正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指出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确定,虽然在终局上由裁判官判断,但不可忽视的是,裁判官应当将证人、鉴定人等的判断作为资料,代表一般市民对之进行‘确认’,决不是通过裁判官自己的恣意判断来‘创设’它。”由此可见,尽管这种规范性判断需要一个主观的评价,因而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空间,但是,立法者不允许法官进行完全个性化的评价,而只能从法官所处社会的一般社会伦理观念出发来评价。因此,在具体的个案中考虑杀人手段是否属于特别残忍时,法官不是根据自己的个人观念进行判断,而应该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
 
  进一步追问的话,法官应该如何将自己设想成为社会一般人,进而把握到所谓“社会一般观念”?这就要求法官应该善于观察社会,“通过考察案件事实的社会影响,了解一般人的观念”。案件产生的社会影响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有经验基础的事实。法官要能够从媒体舆论、民意呼声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当中,认定案件事实的社会影响,从中了解到社会一般人是否对某种杀人手段感觉到特别残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般而言,法官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个人的道德感不可能自外于社会一般观念。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合拍的。但是,法官也需要警惕的是,由于整天浸泡在专业范围之内,被各类数量庞大的恶性案件包围,以致于见怪不怪,极容易对于各种杀人手段之“残忍性”的免疫力升级,容忍度提高,恻隐心淡漠,变得不那么敏感甚至麻木起来。于是在某些个案中,法官的个人观念可能会与社会一般观念脱节,在社会一般人心中感到难以忍受的“特别残忍的手段”,可能在法官眼中由于司空见惯而认为尚属正常。此时,就极容易出现法官的判断与民众舆情之间的错位甚至对立。要想解决这种对立,正确的方式不是抽象地强调司法独立或舆情监督等“大词”,而是必须回到“手段残忍”这个概念本身。只有时刻牢记这是一个规范性、评价性的概念而非事实性、描述性的概念,而从法教义学和司法技术上讲,法官对于规范性概念的判断,本来就要依赖于社会一般观念,那么,法官就能够心平气和地从民意汹涌的社会影响中透视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一般观念,进而实现个人观念与社会一般观念的并轨,最终作出判断。倾听舆情是一种合理的妥协。“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规范的要素。所以,法官需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斟酌各种不同的观点,吸收各种观点的长处,避免各种观点的缺陷,实现合理的妥协。只有合理的妥协,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规范的要素。”
 
  清华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提出不同意见:
 
  不能将手段特别残忍这一用语泛化,以至于将其适用于所有的故意杀人案,只要是故意杀人就是手段特别残忍,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故意杀人罪中,存在手段特别残忍的故意杀人与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故意杀人之分。换言之,手段特别残忍并不是一句套语,可以随便乱用,而是需要证据证明,需要论证的一个具体影响量刑的情节……另外,杀死多人或者杀死妇孺老人也不能称之为手段特别残忍。就故意杀人罪的手段特别残忍而言,这里的手段是指杀人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以及行为方式。例如杀人毁容、杀人碎尸等。如果只是出于将人杀死的目的而采取的一般杀人手段,就不存在手段特别残忍的问题。换言之,手段特别残忍的杀人只是故意杀人罪中较为例外或者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它并不能等同于罪行极其严重。也就是说,即使没有采取手段特别残忍的方式杀人,同样也可以被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就一般社会公众的观念而言,该故意杀人手段引起了众怒,挑战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从刑法上来说,是否属于故意杀人的手段特别残忍,还是需要论证而不能简单地予以赞同。就先奸后杀而言,这是指犯有故意杀人罪与强奸罪两罪。根据数罪并罚原则,应当分别评价。笔者认为,不能以此前构成的强奸罪作为此后实施的故意杀人罪的手段特别残忍加以评价。其实,除了先奸后杀还有先杀后奸。先杀后奸当然只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后的强奸行为实际上是奸尸,在刑法上并不构成强奸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奸尸情节可以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考虑,将其视为手段特别残忍的杀人或许具有一定的道理。总之,对于故意杀人的手段特别残忍需要进行刑法教义学的分析,而不是在社会公众观念的意义上使用。
 
  桑本谦教授道出广西案引发热议的根源所在:
 
  云南省高院负责人呼吁公众要理性,要冷静,要宽容,“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在公众看来,这个逻辑很奇怪。如此凶残的罪犯难道不该杀吗?要求处死一个凶残的罪犯就是不理性吗?没错,关于李昌奎案的网络言论多数是言辞激烈的谩骂,但谩骂内容的不理性并不意味着谩骂行为的不理性。为了表达愤怒和施加压力,普通公众除了使用不理性的言辞之外还有什么更理性的方式?“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句卫道士般的宣言更加让人难以理解。李昌奎是一个“死有余辜”的罪犯,即使法院判处其死刑,也仅仅是“平民愤”而已,哪有什么“狂欢”可言?难道愤怒的平息就意味着“狂欢”?药家鑫被处死之后,网络上出现一片叫好声,但也只是有“欢”而无“狂”。叫好和谩骂一样是高度理性的行动。
 
  中国老百姓并不缺少怜悯和同情,即使对于杀人犯,也能表现出足够(有时甚至是过度)的宽容。“杀人偿命”早已不是公众认同的观念,而只是公众常用的修辞。想想2005年的王斌余案(受害人四死一伤)以及2006年的邱兴华案(十位受害人丢掉了性命),这两个案件被媒体报道之后,不但没有引来一片喊杀之声,网络民意的主流反而是放案犯一条生路。这两起血案的网络舆论足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早就接受了“杀人可以不必偿命”的观念。公众强烈要求处死李昌奎,仅仅是因为其罪行令人发指,而与“杀人偿命”或“同态复仇”的观念没多大关系。就杀人案件而言,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作案情节就是奸杀,最不能容忍的作案对象就是弱女子和小孩子,而李昌奎的罪行却两次突破了公众容忍的极限——“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束语

“百香果女童”鲜活、美好的生命因为罪恶而消逝,确实令人唏嘘,不管本案最终结果如何,是否应当对杨某适用极刑,合理性有无,我们的死刑政策何去何从,都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法律人关注、研究的热点问题。

责任编辑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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